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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：扬州失守
清军击败大顺军，弘光朝廷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终于实现了，但朱由崧、马士英和史可法还怕引火烧身，在清军西进的时候幸灾乐祸，就只能自食其果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清军摧毁南明的部队是三路齐头并进。
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，经洛阳东进至商丘，向南直趋泗州、扬州，进攻南京，得手后粉饼攻取太平府、芜湖，主要对手是高杰部、刘良佐部、黄得功部明军，是为中路。
阿济格部尾随李自成部大顺军由陕西商洛、河南邓州，入湖北襄阳、荆州、武昌，直到江西九江一带，击溃大顺军，乘势解决左良玉部明军，同多铎部在今安徽省境内会师，是为西路。
另一部清军由原驻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，南下徐州，沿运河水陆并进，收取宿迁、淮安、兴化、通州（今江苏省南通市）、如皋以及长江以北滨海地区，这只清军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刘泽清部明军，是为东路。
应当说，清军动用的兵力相当雄厚。
在左良玉部东下、清军南侵的紧急情况下，史可法已乱了阵脚，一天之内三道令箭，令应廷吉至浦口，回扬州，至天长。
史可法一日一夜感到扬州，十七日，清军行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，次日兵临城下，史可法“檄各镇援兵，无一至者”。
十九日到二十二日，高杰部、刘良佐部等皆投降，二十五日，史可法被俘后遇难，刘肇基战死，扬州之父任民育、何刚等壮烈牺牲。
史可法誓死不降，应当肯定他的民族气节。纵观史可法一生，崇祯年间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功绩，地位和名望在弘光朝迅速上升。她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错误，导致武将窃取“定策”之功，大权旁落；作为军事家，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份经营江北将近一年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，但一筹莫展，还无作为。直到清军南下，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，帮助清朝反征南明，史可法驭将无能由此可见。扬州战役，史可法也没有组织有效抵抗。
十八日清军到达城下，二十四日清军工程，不到一日扬州失守。
史可法一生只有两点值得肯定：
1.居官廉洁勤慎
2.最后关头宁死不屈
明清改朝换代，基于义而死焉者多如牛毛，史可法无非官大，殊不知官高任重，身系社稷安危，史可法在军国种务上的决策几乎全部错误，对于弘光朝廷的土崩瓦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清军占领扬州后，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，下令屠城。
直到五月初二日才安官置吏“查焚尸薄载其数，前后约计八十万余”
后有假借史可法之名起兵抗清的事情，说明史可法在南明绅民中享有很高的地位。清军攻克扬州前后，江北明朝官员毫无斗志，一矢未发仓皇投降，据多铎向清廷奏报，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、副将四十七员，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。这一批就超过了多铎和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。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；黄得功部将田雄、马得功等叛变投降。
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投降，不是因为兵将不堪一战，而是他们凭借“定策”之功，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，有挟制朝廷之心，无忠贞报国之志。
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，李成栋等人拥有相当的战斗力，在为清廷征战时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，李成栋等反清时，也被满洲贵族视为畏敌。
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，又以藩镇判降而亡，历史教训非常深刻。
第五节：弘光帝出逃和清军攻占南京
扬州失守，史可法殉难，弘光朝廷陷入惊慌失措。
五月初九，清军击败南明水师渡江。
初十日，弘光帝和马士英和少数宦官商议后，未告知其他公卿大臣，凌晨离城出逃。
明朝的勋臣主要是开国与靖难功臣的后裔，这些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只知托庇祖宗余荫，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，一旦国难当头，除个别，大抵是身家之念忠于国家，卖降恐后势在必然。
从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北京到次年清军占领南京，明朝文官武将绝大多数都是墙头草，这同明后期吏治的腐败有密切关系
第六节：弘光帝被俘
五月初十日夜，朱由崧等原本意图避往浙江杭州，不料中途遭遇土兵拦截抢掠，混乱中，弘光帝逃往太平府，太平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闭门不纳，又到芜湖投靠黄得功。马士英则用随身兵力护卫皇太后辗转前往杭州。
黄得功原本在击败左梦庚军后屯驻在芜湖，对京城的变故一无所知。
清军令刘良佐率领部卒作向导，追击弘光帝，黄得功不知部下叛变，斩杀使者，引兵出战，叛军趁其不备，暗箭射中喉部，黄得功自刎而死。
弘光朝廷当国一年，君臣上下有可为而不为，朝野人士在腐败、内讧、争权夺利上远超崇祯时期。
朱由崧昏庸荒淫固然是事实，作为皇帝自然要负重要责任，但弘光朝廷继承的是党争、腐败、武将跋扈，忙于权力再分配导致的内耗才是弘光朝廷土崩瓦解的重要原因。
第七节：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
马士英带着太后途径广德州时，知州赵景和怀疑其中有诈，关闭城门。马士英大怒，攻破城门，处斩赵景和，大肆抢掠后离去。五月二十二日，马士英携太后到达杭州，以太后懿旨名义命潞王监国。潞王害怕成为清方打击对象，拒绝接受，太后流泪反复劝说，才勉强答应。
黄道周在启本中指出，清兵占领南京以后，还未占领的地方相当大，浙江未尝不可守，不要只看到马士英等人的少量兵力。他在朱常淓监国的第二天就建议十日内即位为帝，“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”。
陈洪范又作为使者，以割让江南四郡为条件，和清军讲和。
但陈洪范早早暗中投降清廷，回到江南做汉奸。他回到江南后写了一篇《北使纪略》恬不知耻地宣扬自己效忠于明朝廷，背后却到处散布清军势大难敌，劝人及早投降，被人称为“活秦桧”。
这次又在马士英的主持下，作为监国潞王的代表，去同清方密商卖国事宜了。
就在朱常淓和马士英仍梦想着苟且偷生事时，清军却已向杭州逼近。
总兵方国安和侄儿方元科到达杭州，所部兵马一万左右，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，但陈洪范和清军勾结后，回到杭州和张秉贞一道劝朱常淓投降，朱常淓贪生怕死，决定奉表降清。
1645年七月，多尔衮得到朱常淓等投降，江浙一带不战而定的接报后，认定南方用兵已经结束，令多铎班、博洛师回朝
朱常淓被清军挟至北京，于顺治二年十一月上疏清廷“恭谢天恩”，疏中自称：“念原藩卫郡蹇遭逆闯之祸，避难杭城，深虑投庇无所。幸际王师南下救民水火，即率众投城，远迎入境。”，表示要“结草衔环”、“举家焚顶”，祝颂清朝统治者“圣寿无疆”，即便这样摇尾乞怜，也没有逃脱被宰割的命运。
1646年五月，朱由崧、朱常淓等其他降清的藩王都在北京被杀。清廷宣布的罪状是这些明朝藩王“谋为不轨”，企图拥立潞王造反。
实际上，一方面，清廷统治者对朱明王朝有号召力的人物处处提防，力图赶尽杀绝；另一方面，为了减少政府过程中的阻力，把明朝亲王、郡王送到北京，费用少，好看管。随着各地抗清斗争逐渐高涨，清廷才不顾“给以恩养”的诺言，把他们全部处斩，消除后患。
潞王监国时间极短，毫无作为，但潞王降清，证明立潞王还是福王并无差别。
朱常淓本来是皇位继承问题最少争议的人选，不久以后成为隆武皇帝的朱聿（yu四声）键当时也拥护他出任监国。如果他稍有民族气节，树起抗清旗帜，即便一时守不住杭州，南方各地的抗清实力也比较容易形成一个核心，正由于他的降清，才出现了两个远派子孙唐王朱聿键和鲁王朱以海的争立。隆武政权垮台后，又爆发了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yue四声（金字旁一个粤）援引“兄终弟及”和桂王朱由榔争立，这两次争斗都严重分散和抵消了南方的抗清力量，给清廷征服全国提供了有利机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和朱常淓望风纳降关系匪浅，他应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到无情鞭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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